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我们，对我们进行经济和新闻文化封锁，及时地将中国的声音传达到全世界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外交文件一般由外交部负责翻译，而政治和理论书籍的翻译和出版，则由国际新闻局的编撰处（外文出版社的前身）负责。《共同纲领》、毛主席的一些文章和刘少奇的《论党》的英文本都是新中国最早的译作。60年代以来，毛泽东选集以及党和人大会议期间发表的某些政治文件的翻译更是这方面的精品。  

一般说， 这类文件的翻译都靠大兵团作战， 整个工作分解为三步。首先，由中国同志（时间紧时由一批人做）译出初稿，然后由外国同志加工润色， 再由政治上有经验又懂外语的的负责同志最后定稿。毛选的翻译更是认真仔细，由高水平的中外专家共同讨论，逐字逐句地核对定稿。这一工作程序，可以比做接力赛，也象三级火箭，缺一不可。中国同志所负担的初稿，翻译如果文法频频出错，遗漏或曲解原意， 后面的工作就会事倍功半。 参与毛选翻译工作的程镇球同志曾撰文介绍过这方面的经验，曾在外文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局工作过的美国友人琼·平卡姆写过《中式英语之鉴》。可以说，这两份材料，是理论和政治翻译的经验之谈， 值得后人认真阅读借鉴。应该承认，后来的领袖著作，翻译的水平都无法与毛选英译本比拟。  

文学翻译是一项公认难度较大的工作，尤其是将古文译成外文。50年代以来， 中国文学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大量的近现代作品， 而且将《红楼梦》、《水浒》和《三国》这些古典文学名著译成英文出版。 经验证明，“中西合璧”的办法相当成功。 杨宪益的中外文修养是一流的，再加上夫人戴乃迪的协助，于是译出大量高水平的译作。沙博里早年攻读中文，长期在北京生活工作， 他对俚语比较熟悉， 再有夫人凤子的支持，充分发挥了自己所长。美国教授Moss Robert 熟悉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他译《三国》有独到之处，又有外文局资深翻译任家桢帮他核对，英文本问世后成为中外广为称颂的精品。  

科技和其他专业的翻译，有自己独特的规律。 一般非本专业人士无法问津，因为“局外人”对中文原文的内容往往不甚了了，更谈不上翻译了。如，当前有许多科技论文需要在国际学术杂志发表，如果原文不是以外文写成，翻译的需求量可观。办法还是由专业人士担任初译，由对科技有一定了解的老翻译或外国人润色，由科学家本人定稿。  

中译外的艰辛往往不为外人所知，要求译者默默无闻和扎扎实实地工作，长期积累经验，才能因循渐进，攀登高峰，只有安心于日常的细节并从中得到乐趣的人才能坚持到底。翻译还要求广博的知识，如果没有好奇心和勇于探索的恒心，是无法取得这块“金牌”的。  

其次，翻译与外语有密切关系，但又与其有别。外语差的人故然无法胜任翻译工作，但外语好的人，也并非必然成为好翻译。翻译要求通过两种语言的转换准确传递原文的信息。做好中译外的工作，没有中文的底子，缺乏对原文的理解，也是无法胜任的。这是初学者往往容易忽略的一点。中译外同时要求以流畅的外语传达原语的内容和风格。不肯在外语上真正下功夫，不能精益求精，不准备“十年磨一剑”是无法有所成就的。  

再次，翻译是跨文化的，翻译要研究译入语国家的文化，翻译时对原文做必要的取舍甚至增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译外工作要求大量的人才。 建国初期，响应祖国的号召，大批留学生和华侨从海外归来，成为外文局和其他外文单位的一方面军，与解放前翻译人员，以及我们自己培养的大学生， 形成三结合的队伍。他们在老干部的领导下， 努力工作， 是中译外的主力。 从50年代起，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十分关心外语人员，包括所谓“小语种”人员的培养。 许多语种的课程，就是那时建立的。时代和形势均发生了变化，然而，这一“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的方针，至今仍然闪耀着它的光辉。  

随着汉语的普及，将会有更多的外国人掌握汉语。尽管有这一大趋势，中译外的工作今后还将主要倚靠中国人自己来做。因此，在大学中培养，在各类专科学校中培养和在职人员边工作边学习的体制需要早日建立。  

我国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大国，呼唤着比现在人数更多、水平更高的翻译队伍。从我国中译外水平看，从我国大城市的外语标志看，从我国商品的外文介绍看，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亟待改进。2008的奥运会和2010年的世博会正快速地向我们走来， 中译外的工作任重道远。